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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金融检察文献综述(程序部分)
发表时间:2015-03-13 阅读次数:2516次

 

关键词:金融检察 诉讼模式 管辖  证据  侦查

 

摘要:本文就金融检察的程序方面,按照金融检察的创新、诉讼中遇到的实践问题、金融检察的制度探索以及刑法与行政法、民法的关系四个方面,综述梳理了2014年公开发表的关于金融检察的文章。 

 

本综述所参阅文献主要为金融检察过程中的程序问题,限定为刑事程序问题。 近年来,金融行业迅猛发展,创新—监管—反监管的频率不断刷新记录,金融创新在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法律关系下的内容与外延也不断丰富。

    本文以下将按照诉讼前、诉讼中、诉讼后的分类标准对2014年公开发表的论文进行文献综述,其中诉讼前主要指的是金融检察与金融创新;诉讼中包括了诉讼模式的选择、诉讼管辖问题、诉讼证据问题;诉讼后主要包括了检察监督等。

 

一、金融检察与金融创新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批捕、公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侦查和预防、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立案监督等多项职能,就金融领域而言,目前检察机关通过打击金融犯罪、查办金融领域的职务犯罪、对金融领域的判决进行诉讼监督;结合办案开展综合治理等途径介入金融监管。对于如何介入金融犯罪的追诉问题?对此,即使是在金融和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检察机关和监管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积极地介入到金融犯罪问题的调查之中,至今为止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金融检察对金融行业的介入上学界、实务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刑法依赖主义与刑法谦抑性之争;如何介入金融犯罪的追诉等,当然其最终的观点立足点依然在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把控上。

目前学界以及实务界观点基本一致——强调金融创新,检察院仅对金融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与检察。认为在金融检察的问题上应当转换“刑法依赖主义”,金融创新中的刑法应当为创新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对突破现有金融秩序的金融创新活动持宽容态度。在此背景下的刑法对金融创新自由的保护要重于对金融秩序的维护。在金融刑事司法领域未加细致区分地“用重典”会导致刑法资源的浪费甚至滥用。刑事司法对“涉众”非典型金融犯罪的普遍重视使我们有必要思考金融领域犯罪应改变传统的危害评价模式。对案件数量多年占据大比例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进行考察所得到的启示则是宽泛的犯罪亟需限缩;在金融领域的共同性犯罪案件司法逻辑的背后,还隐藏着金融机构的内控软肋和金融腐败发生的制度风险。[1]有学者强调说金融刑法不应当过度扩张,应当为金融非刑事法律规范留有足够的适用空间,有利于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秩序的构建。例如对于利用金融创新实施犯罪的行为应当予以严厉打击,而对于民间金融借贷活动则应予以出罪。[2]同样还有学者认为:当前刑法对危害严重的非法集资有规制的必要,但刑法应该把握合理的“度”。对非法集资案件,刑法适用应当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避免客观归罪。要加强刑法与民法、行政法的衔接协调,化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要转变刑法观念,废除集资诈骗罪死刑。[3]刑法应对互联网金融创新可能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挪用资金罪以及洗钱罪等进行必要的评价。同时,面对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的创新事物,刑法的介入应当坚持鼓励创新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依法惩处原则,以保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4]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犯罪相比,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有其自身的特点。作为新生事物,代表着未来金融发展的方向,一方面要给其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为其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撑;另一方面,如果救济手段局限于行政和民事责任,则无法从根本上防范其固有的风险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5]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互联网金融合法性、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缺乏界定,这就可能导致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洗钱罪等被恣意适用。对此,应发挥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对这种利用互联网平台实施的金融犯罪予以明确化,并在此基础上依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以预防互联网金融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在制定相应司法解释时,应充分考虑当前国家有关民间金融的政策立场,提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入罪门槛,以免以刑法阻碍民间金融的健康发展。[6]

另外,学界另外一种观点强调金融检察与金融创新的国际化发展。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国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尤其是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建设主要表现在治理目的、治理范围、治理定位、体制连贯性以及要坚持继承传统等五个方面。实现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积极参与金融犯罪惩治规则国际化的进程。[7]但同时也有学者提出:网络金融监管规则需要应对网络金融的国际化风险,面对跨国业务和客户,各国监管部门合作至关重要。但如何做到跨境合作是各国当局面临的难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经营模式多样,难以监管。其二,跨国交易时法律适用复杂。其三,各国监管政策不统一。[8]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建平教授指出,2005年,我国公司法大修,从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过渡,修改的幅度相当大。但遗憾的是,公司法的修改并没有在后续的刑法立法或者刑法修订中得到体现,刑法在这方面的滞后性,比在其他领域里表现得要更加明显。究其原因:一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清晰,对于公司的条件、功能认识不清楚。二是按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来搞市场经济,以静态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公司。三是重打击轻保护的思维的影响。围绕公司注册资本相关罪名的设定,以及司法实践中把相关的罪名作为兜底条款的做法,可视为经济领域大量犯罪现象的源头,这和重打击轻保护的思维有着直接的关系。[9]

 

二、金融犯罪的诉讼中的金融检察

在诉讼过程中的金融检察主要结合检察机关的职责,《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金融犯罪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在文献综述过程中,笔者结合2014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中关于检察机关在办理集资类诈骗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在金融犯罪中的情形、信用卡诈骗类型犯罪等,主要综述以下部分:主要包括了管辖、证据等相关规定;结合检察机关的相关职能,具体如下。

 

(一)金融检察的管辖

本次综述过程中的管辖并不包括行政机关例如证监会等对金融活动的管辖,以及域外管辖[10]等。主要指的是更具刑事诉讼的管辖可分为法定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裁定管辖(包括移送管辖、指定管辖、管辖权转移)。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非法集资犯罪由于涉及众多被害人、中介机构,跨区域作案等,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比较分散,案件管辖容易出现争议[11]。上述分类主要针对法院的审判管辖而言,争议并不大。而与之相承接的侦查管辖问题则存在多种争议,虽然2007年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在《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试行)》的第八章第五十一条中,对跨省份案件明确了如何确定由谁牵头负责的原则,并在执法实践中被作为确定侦查管辖及起诉、审判管辖的参照依据。但是实践中,由于起诉、审判管辖权的获取未能在公检法机关之间形成共识,造成许多案件停滞不前。

最容易产生分歧和冲突的为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问题。因地域侦查管辖权是刑事诉讼合法性最根本要素所在,地域侦查管辖权的确定是依法查明事实、确定有罪与无罪的前提,在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体现尤为明显[12]

    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地域侦查管辖权的获取依据、地域侦查管辖权冲突中的权衡和选择、地域侦查管辖权与犯罪事实查证的衔接、地域侦查管辖权与地域批捕、起诉、审判管辖权的衔接等问题上。当侦查管辖权初步确定后,检察机关和法院能否按照已确定的侦查管辖权完成后续的刑事诉讼工作,也面临着是否享有当然的批捕、起诉和审判管辖权的问题,这是起诉和审判的关键前置条件。  

    

(二)金融检察证据认定

证据是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灵魂。传统证据法学认为,证据必须具有“三性”,即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但是从实践中来看,从侦查实践看,被害人不同心态导致其提供的线索价值不一,通过工商、税务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查询相关资料速度慢、程序多、时间久。另外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金融产品主要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证据的种类(电子数据、电子账单)[13]、证据的证明力、证据取得的难度等都给实践中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另外就是行政机关(例如一行三会)的行政认定在刑事程序中的效力问题。

     有论者认为需要加强以下环节:相较于其他刑事案件,金融犯罪案件在司法认定中的证据难点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应以规律性内容为导向,进行预防式的证据补强。金融犯罪案件的证据特点往往呈现与案件特点相同走向的规律性,办案人员在审查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结合案件特点进行相应的证据防御。

2014年文献中就金融犯罪的证据问题文献较少,主要有以下观点:对金融凭证诈骗案的侦查中,书证具有重要意义,书证是据以定案的基础,也是认定犯罪数额、行为危害程度的重要依据,侦查人员应根据案件不同类型提取伪造、变造的结算凭证等书证,涉及贷记凭证、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结算凭证等的也要加以收集。有的犯罪分子多次实施诈骗犯罪,既使用伪造的信用证、信用卡,又使用结算凭证的,侦查人员应全面掌握案情,多方搜集证据,为正确定性打下基础。[14]

 

(三)刑事司法推定

     刑事司法的推定主要指的是在兜底条款对于金融犯罪的规制及对于类似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问题。于前者问题在于,在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类型是否可以解释为犯罪,例如抢帽子交易是否可以用兜底条款来解释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究其实质无非是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认定。于后者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学界及实务届对此的争议十分广泛。

    就前者而言,关于刑事司法推定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学者认为刑事司法推定的规则之一就是推定以一次为限,因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必须是牢固的,二次推定的基础是推定的结论,导致最后的结论无法在刑事上被认为真实可靠。 同时,推定本身是一种对事实的盖然性判断,本不应在刑事程序中采纳,只是在基础事实与推断事实之间存在着充分且合理联系的极少数情况下,才允许适用刑事推定。而在盖然性基础上再次推定,后次推定结论的盖然性成分将会呈现乘数效应,超越刑事证明标准对盖然性的容忍限度。[15]

    就后者而言,应当做到如下:其一,在推定的适用上,司法推定应当采取“允许型”而非“强制型”的方式,即当基础事实得到证明时,法官对是否认可推定事实享有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其他情况的存在拒绝认可推定事实的成立。其二,在推定的效力上,首先司法推定应当允许反驳,即赋予行为人提出相反证据以推翻推定的权利,理由正如前文所述,司法推定属于事实推定,其不可避免的或然性正是允许反驳的原因所在。其次,司法推定并没有转移说服责任只是转移了举证责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责任仍然由控方承担,行为人提出的相反证据只需要足以引起理性人对于推定事实的合理怀疑,推定即告推翻。[16]另外还有学者提出,在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应当与财产罪中非法占有目的做统一性解读,在认定路径中,应当贯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责任主义原则”。[17]

 

(四)刑事保留期制度

刑事保护期间的意义在于为我们的范围界分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界分基准,为所有的利益相关人提供了一个合理预期。刑事保护期间的设置也符合“时间上在先的衡平法上的权利居上”与“衡平法就是平等的核心格言,因为统一的时间基准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在经验与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由相关司法解释或法规给出一个合适的期限分界点是比较有效率的办法,即使不可能太精确,但总体的衡平比局部的精确更重要。确定保护期间,在民间融资领域也具有现实意义,使得人们警惕“接最后一棒”的防范意识大为加强。[18]

就集资诈骗犯罪而言,在程序上,对于已获清偿的债权,参照《破产法》建立“刑事保留期”制度,建议仅对保留期内的财产流转行为予以撤销,保留期之前的所有财产流转行为均不撤销,以保持社会财产流转秩序的稳定。

 

(五)刑事和解制度

近年“刑事和解”制度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冲击了传统的“对抗制”刑事诉讼机制。该机制的合理要素可以为证券执法所借鉴。譬如,行为人以支付高额罚金的方式进行和解获得刑事执法的“优待”,并且罚金以设立赔偿基金的方式对受害者予以赔付。其二,刑事免责(或免刑)机制的突破。例如,《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罪”规定,“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 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法院未判决或者公安机关未立案之前,偿还了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仿照两者,如果证券欺诈的损害得到控制或消除,可以获得免责或免刑的优待。其三,诉讼机制的变革。除了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的刑事和解制度,暂缓起诉制度是近年来检察公诉改革所推行的一项举措。根据该制度,检察机关根据当事人履行附加条件的情况行使起诉裁量权。虽然该制度目前主要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等案件,但并非不能将之适用于证券欺诈的刑事指控中。在反思证券刑法执法效果时,刑事和解与暂缓起诉制度的积极价值得到认可。[19]

  

三、金融检察创新制度探索

金融检察制度是检察机关为了对金融领域的守法、执法、司法进行法律监督,开展的专业法律监督活动,由一系列理念、方法、行为准则等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在新时期的环境下,金融检察在制度建设以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检察机关也在探索很多新的犯罪打击方法,例如检察建议、专项执法等,就其不同做法的合理性学界也有争论。

(一)专项整治活动

    在金融犯罪案件急剧增长的同时,检察院也在积极应对,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集中整治专项活动。以集中整治专项活动为例,目前在理论和实务界对这一举措的争论都比较大。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运动”式的执法活动,往往治标不治本,并且恐怕也不符合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逻辑。另外有学者认为,目前至少在金融犯罪的惩治方面,集中整治专项活动还是相当必要的。就打击非法证券专项整治行动实施三年的情况看,不但“有始有终”,而且“治标又注重治本”。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制度创新,也符合金融犯罪类型更新快的特点。由于金融犯罪领域涉案人员的高智商和犯罪形式隐性化,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都相对滞后。光有法律是不够的,要有“犯罪变我变”的意识。[20]

   

(二)专门机构设置

由于我国还有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金融检察和金融监管的协作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境外的一些有益做法,结合我国检察机关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况,探索金融检察和金融监管的协作机制,共同预防和打击金融犯罪活动,维护金融秩序。有学者就过去几年的经验提出要总结工作机制和体制的创新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在法院设立金融审判庭,将刑事、民事、行政、执行等功能集中在一个庭;在检察院设立专门机构对金融犯罪案件进行公诉等等。[21]

另外也有学者研究了海峡两岸金融检察探索。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日益密切,但两岸有关金融犯罪的刑事立法、司法制度却存在差异,大陆地区金融犯罪绝大部分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定罪标准、犯罪种类、处罚也一律依据刑法典,台湾地区则因其“金融”的特性,将相关内容规定于金融法中,金融法是金融犯罪的主要依据;刑事司法制度上大陆地区负责金融犯罪查处的机构与普通刑事案件基本一致,但开始探索设立专业机构,台湾地区对金融犯罪则通过立法方式规定查办机构的专业化。金融法庭为法定专业审理机构,目前台湾高等法院等 7 所法院已设置专庭,另有20所法院指定专股或专人办理金融犯罪案件。[22]

 

(三)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实现其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形式。在处理金融 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要总结案件特点,发现金融监管领域的疏漏之处,及时以检察建议形式通报金融监管部门,帮助金融机构建章立制,加强对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监督,有效防止和发现犯罪苗头,预防金融犯罪,预警金融风险。

 

(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严的方面来讲,要从重从快到位。例如,对惩治商业贿赂,窃取商业机密,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社会经济秩序和公众利益等方面的犯罪就应从严,不能久拖不决。从宽的方面来讲,宽的方面更要扩大范围,也就是要扩大“刑事和解”和“宽严相济”中宽的范围,例如,对被害人进行有效赔偿,被害人不要求追究刑责的被告人,尽可能从轻减轻判处,甚至免于刑事追究都可以。扩大宽的范围,还有一个理由:我国刑法中某些条文有数额规定。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但这些数额标准都没有变,如果都严格执行,效果不一定好。因此,通过“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可以消化其一部分不合理之处。这样做既能解决问题,又不违法,可以一举两得。

 

四、金融刑法与民法、行政法关系

 

(一)民刑冲突与适用

正如上文对本综述的界定为刑事程序问题,那就首先有必要区分在金融犯罪中的诉讼模式:即对于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的选择,具体就是民法问题、刑法问题、交叉问题,交叉问题又涉及到“先民后刑”、“先刑后民”的选择。诉讼模式选择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第10条的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有学者主张,在金融政策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的背景下,金融治理的刑法依赖思维必 须转变,传统金融刑事司法政策亦应随之调整。分析金融秩序的价值位阶,例如非法集资罪保护的首要法益是金融交易秩序,民间集资行为并不必然扰乱金融交易秩序。当前处置非法集资司法实务面临的核心难题在于“刑民交叉”问题,此难题能够得以妥善解决、意思自治与非法集资可以实现制度耦合,关键在于衡平刑法惩罚犯罪与民法保护权利这两种法律价值,刑事司法政策应兼顾“鼓励民间金融市场规范化发展”和“打击扰乱金融秩序违法行为”两项价值目标。刑民交叉的本质是一种刑民责任的竞合,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其实质是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解决法律冲突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理念的选择不同,其归根结底在于一个行为同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时能否实现“法益”最大化的问题。[23]

就对售后包租行为的认定,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密切相关。随着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更具隐蔽性,售后包租的行为也可能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变种”之一。凡此种种,其性质应当如何认定,核心就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由分析可知,“强政府——强市场”的经济运行模式代表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加之中共十八大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被确立,国家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上就应适当保持收缩的姿态,对于某些可用民事法律解决的行为就没必要认定为犯罪。当然在对此类行为的性质进行认定时,必须要综合考量该行为的动机、范围、对象、数额、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各个方面。[24]

 

(二)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

    互联网金融是最近一年兴起的新生事物。虽然其本质并未脱离金融的概念,但是在对其进行监管时,“金融特许制”和“强制信息披露”这两大传统的监管工具却可能因为“着力点”不准,而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此外,互联网金融引发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以及对金融产品的重新整合和创新,将导致现行的“分业监管”体制出现结构错位的问题,削弱监管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有鉴于此,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征,应当对当前监管机制进行必要的改革。认为“特许制”监管手段与互联网金融明显不协调,信息披露监管工具适用于互联网金融的阻碍。这两类原本的监管手段几本属于高射炮打蚊子。认为需要严守监管底线,警惕影子银行,针对互联网融资活动的许可豁免和注册备案;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信息披露制度。[25]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金融属于现代互联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的结合,应当属于金融业务的范畴,属于金融行业分支。互联网金融活动没有因为互联网的介入而改变其金融业务的根本属性。因此,应当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之中,即通过金融法律监管的模式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必要且适度的法律监管。对金融业务的监管主要遵循的是“行政法规—刑法”的阶梯式监管体系。          

对金融业务中社会危害较小的违法行为,由监管部门依据相关行政法规予以规制;对于金融业务中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行为则由司法机关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关刑事责任。进一步而言,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要求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经营机构须如实披露相关经营情况;监管部门须对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经营机构的资金流转进行监管。司法机关应当根据互联网金融活动中的不同情况,分别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集资诈骗罪、洗钱罪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26]

行政监管部门应当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为 P2P 网络集资的发展和前行提供制度上的依据和保障,明确 P2P 网络集资的监管主体,建立起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相结合的监督模式,完善征信体制,并设置相应的市场准入机制、资金托管机制、信息披露机制、风险防控机制等监管制度,规范P2P网络集资的经营活动,切实保护P2P网络集资中广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行政监管和刑法规制必将是共同推动P2P网络集资发展和前行的两个车轮。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也要协调好行政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刑法规制之间的关系,明确两者之间的界限和分工,各取其长,各补其短,共同为 P2P 网络集资所带来的金融创新保驾护航。[27]

 

    

 

五、结语

总体而言,2014年金融检察方面的文章在金融制度创新方面,探讨的比较多,主要结合上海各区与省级专门的金融检察机构设置之后出现的问题做了较多的讨论。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程序方面主要集中在民刑关系、刑事司法推定等方面,同时还有类似于不起诉协议等外来借鉴的讨论,这也暴露了2014年以来,尤其是在实务界,有非常多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冲突的地方。另外在刑事证据、管辖方面的讨论较之于前几年少了很多,笔者认为与新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推出不无关系。



[1] 参见毛玲玲:《金融领域刑事司法状况的实证考察与启示》载于《法学》2014年第2期

[2] 参见林清红、李振林:《金融创新视野下金融刑法的规制路径抉择》,载于《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 参见章惠萍:《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载于《经济与法制》,2014年7月

[4] 参见随鲁辉:《互联网金融的刑法介入问题研究——以“余额宝”等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载于《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5] 参见:傅跃建、傅俊梅:《互联网金融犯罪及刑事救济路径》,载于《法治研究》,2014年第11期。

[6] 参见姜涛:《互联网金融所涉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7] 参见顾肖荣、王佩芬:《金融刑法体系治理能力建设若干问题思考》,载于《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

[8] 参见:王建文、奚方颖:《我国网络金融监管制度:现存问题、域外经验与完善方案》,载于《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9] 参见常锋:《刑法和资本关系的反思与调整——“中国资本刑法:定位与重构”研讨会观点述要》,载于《人民检察》2014年第1期。

[10] 金融危机过后,在其他国家立法中多次表现出管辖权扩张的问题,主要包括了金融产品的覆盖范围与衍生品交易等。参见李堪:《金融监管域外管辖权问题研究及中国的对策分析》,载《上海金融》,2013年第6期。

[11] 参见柴艳茹:《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侦查困境与侦防对策探析》载《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12] 在例如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跨区域性、流窜性、团伙性特点极为明显,主行为人或单位不仅跨区域非法集资,涉及多个省份大量参与集资人员,更发展大量代理人(中间人)、代理机构、分支机构,代为非法吸收资金。在此过程中,行为主体的团伙化与独立化并存,共同犯意与独立犯意并存,合意行为与独立行为并存,主行为地与多个从行为地并存,由此导致对此类案件的查处涉及大量管辖争议。参见柴艳茹:《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侦查困境与侦防对策探析》载《犯罪研究》,2013年第4期。

[13] 新刑诉法和旧刑诉法均遵循了“三性”原则,但有所不同的是,新刑诉法采纳了证据的“材料说”,弥补了旧刑诉法中“事实说”的缺陷,并在旧刑诉法规定七类证据的基础上做了修改,且增加了电子证据作为第八类证据。具体参见《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规定。

 

[14] 参见怯帅卫:《金融凭证诈骗罪的侦防对策研究》,载于《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5] 参见谢杰, 郑娴:《美国金融检察执法流程与具体运作——以不起诉协议为中心展开》,载《人民检察》, 2013年第3期。

[16] 参见赵静:《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载于《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7] 参见姚万勤:《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论回归》,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18] 参见林越坚、黄通荣、李俊:《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与刑民处分研究》,载于《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6卷第3期。

[19] 参见毛玲玲:《证券刑法的矛盾样态及反思》,载于《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20] 参见顾肖荣、王佩芬:《金融刑法体系治理能力建设若干问题思考》,载于《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

[21] 参见顾肖荣、王佩芬:《金融刑法体系治理能力建设若干问题思考》,载于《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

[22] 参见:任燕珠:《两岸金融犯罪刑事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载于《海峡法学》,2014年6月。

[23] 参见林越坚、黄通荣、李俊:《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与刑民处分研究》,载于《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6卷第3期。

[24] 参见梅锦、王英芳:《售后包租行为之法律性质探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为视角》,载于《河北法学》2014年12月

[25] 参见赵渊、罗培新:《论互联网金融监管》,载于《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6] 参见刘宪权、金华捷:《论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载于《法学》2014年第6期。

[27] 参见刘宪权、金华捷:《P2P网络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评析》,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