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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金融检察研究综述(实体部分)
发表时间:2015-03-13 阅读次数:4173次

 

内容提要:2014年,金融检察和金融刑法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金融刑法的发展、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与洗钱犯罪等五个方面展开。互联网金融成为近年来迅速凸显的研究焦点,围绕互联网金融的范围,网络融资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刑事风险与犯罪规制以及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介入等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争鸣。此外,新出现的各种金融诈骗案件与相关的司法认定问题也成为当下研究的一大热点。以上构成了2014年金融检察和金融刑法的研究格局。

关键词:金融检察 金融刑法 互联网金融 金融创新 研究综述

一、金融刑法部分

(一)关于当前金融犯罪的整体形势与刑事司法所面临的问题

有研究者指出,近年来,金融犯罪案件的数量与涉案人数呈绝对的数量增长。司法实践中,以下金融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一是以非法经营罪处理的各种非法金融活动;二是集资类案件的危害性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三是金融领域的内部人参与的犯罪活动需要深入研究。此外,该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国所谓的“金融犯罪”中最主要的类型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这类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数罪的绝对比例令人隐忧。[[1]]

有观点认为,当前金融刑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刑法的秩序平衡被打破。无论是金融犯罪罪名的设置,还是金融犯罪的司法实践,都明显地反映出金融刑法保护的并不单纯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和垄断利益,这一情况在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等犯罪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罪名以及司法机关成为了金融机构追讨透支钱款的工具,这种将刑法权力用于违约行为的处理明显违背了公权不得私用的基本原理,也是金融刑法对金融秩序过度保护的一种表现。[[2]]

有学者从两岸金融犯罪比较的角度对上述观点表示支持,指出,与台湾地区相比,大陆地区金融刑法罪名设置上带有保护金融机构主义的浓厚色彩,过分强调金融客户因侵害金融机构利益而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欠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理念,对金融机构侵犯消费者权利的行为没有作出规制,不符平等保护的原则。[[3]]

有学者呼吁对金融犯罪日益国际化的现象多加关注。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后,金融犯罪日益国际化,呈现出以下表现:一是涉嫌金融犯罪的跨境案件大量增多;二是大批境内涉嫌金融犯罪的腐败分子携大量赃款逃往国外、境外,使某些金融犯罪从单纯的国内犯罪演变成为跨国跨境犯罪;三是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我国加入WTO 承诺的逐步兑现,中国境内一些不够成熟的金融市场可能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目标;四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在创造了巨大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使经济犯罪的国际化更加便捷。[[4]]

(二)关于我国金融刑法的发展进路

考虑到当前我国金融刑法发展的整体趋势,针对我国当前金融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学者和实务界人士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刑法未来的发展进路提出了建议:

在检察日报理论部和方圆律政杂志社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资本刑法:定位与重构”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指出,“资本刑法”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公司资本制度的运行离不开法律的保护,但我国对于公司资本相关的刑法规定,已与现实不大适应,亟需调整。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研究资本刑法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必将对刑法的完善产生重要影响。[[5]]

也有学者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对我国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建议,提出金融刑事法律制度的治理能力建设主要从治理目的、治理范围、治理定位、体制连贯性以及要坚持继承传统等五个方面。其中,金融刑事法律制度的治理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惩罚违法犯罪者;二是为防治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提供法律保障。此外,实现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积极参与金融犯罪惩治规则国际化的进程。[[6]]

针对金融刑法秩序平衡被打破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应当以刑法的谦抑性精神为指导,以非刑事法律规范来重构秩序,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为金融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一方面,要严惩利用金融创新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不具有诈骗性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应受刑法的非难性应当是很低的。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刑法应当将民间融资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纠纷排除出犯罪圈,交给其他的非刑事法律规范去处理。[[7]]

二、互联网金融部分

进入2014年,随着P2P、众筹为代表的网络融资平台以及余额宝、支付宝、财付通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兴起,互联网金融成为金融检察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中的一大热点。有关互联网金融与相关金融犯罪问题的研究主要按照以下的脉络展开:

(一)互联网金融业务与相关犯罪的涉及领域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金融包括三类基本模式:网络第三方支付(例如支付宝)、网络信贷(包括网络借贷和网络融资)与网络金融理财(余额宝)。对于互联网金融的范围,有两个基本问题:其一,互联网金融究竟是一种金融手段还是一种金融场所;第二,互联网金融平台究竟是帮助他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还是本身就是吸收资金的行为?对第一个问题,应当认为,单纯将互联网金融理解为一种场所还是一种手段的做法,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定性并无意义;对第二个问题,应当具体区分,对于网络借贷宜认定为金融中介服务和帮助行为,对于网络金融理财则认定为吸收资金的行为。[[8]]

也有学者将互联网金融的表现形式分为五类:一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支付;二是电商平台、互联网搜索公司等应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在线金融理财销售;三是网络小微贷款;四是直销银行为客户提供的互联网银行服务;五是第三方信息平台,包括各类融资平台。[[9]]

也有学者将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内容理解为网络融资,并进一步将网络融资划分为P2P网络借贷(Peer-to-Peer)和众筹模式(Crowd Funding)两种基本模式,其中,众筹模式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实物回报类众筹与股权回报型众筹。[[10]]

也有学者从计算机犯罪的角度出发,认为网络金融犯罪其实与金融计算机犯罪并无区别,主张从计算机犯罪的立场出发,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问题加以研究和规制。[[11]]

(二)网络融资平台涉及犯罪问题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往往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发生。通过对学者们观点的梳理可以得知,涉及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犯罪,大都与网络融资、非法集资类犯罪相关:

有学者指出,当前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网络集资领域乱象丛生,不得不管:一些P2P网络平台异化为集资平台,这些异化的集资平台出现了各类恶性事件,严重侵害了出资人的利益,此外,P2P网络集资平台自身也存在较大的刑事风险。这些原因使得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刑法的规制与介入成为必要。[[12]]

学者进一步阐释了互联网金融所存在的刑事风险,指出:一方面,正当化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行为可能面临一定的刑事风险,具体而言,可能涉及到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擅自发行公司股票企业债券罪等罪名;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可能被利用,作为实施洗钱犯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以及诈骗、盗窃等犯罪的工具。[[13]]

有学者认同上述观点,提出,互联网金融活动可能设计的方面主要包括三种情形:其一,互联网金融的融资模式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其二,由于司法解释的规定,互联网金融的支付模式可能构成洗钱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其三,互联网金融的中介机构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共犯。[[14]]

有观点认为,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各方主体产生的风险,包括对投资者的风险、对潜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以及对国家管理秩序存在的风险;其次,对刑法理念与刑事司法政策的冲击,包括对刑法的二次违法性和补充性产生的冲击,以及对严惩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刑事政策产生的动摇;最后,互联网金融对刑法的适用范围产生了影响,加剧了洗钱、信用卡诈骗、盗窃等犯罪的形势。[[15]]

(三)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犯罪问题研究

在众多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支付宝”是最为典型、影响力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近年来,由于其与天弘基金合作而推出的“余额宝”平台,兼具支付与融资的作用而大受欢迎;此外,支付宝开启的“快捷支付”功能也使得原有的网银支付程序变得非常简化。围绕“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而展开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在带来支付融资方便的同时,也蕴含了一定的风险。2014年,实务界人士和学者对此展开了争鸣:

有观点指出,“支付宝”快捷支付方式在使用时存在一定的风险,犯罪分子将受害人银行卡与自己掌握的支付宝关联以窃取资金、使用受害人手机和手机号码窃取银行卡资金、通过木马或恶意程序窃取支付宝和银行卡资金,这些犯罪行为对用户的财产安全造成威胁。[[16]]

有学者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运作的“余额宝”所存在的刑事风险进行了剖析,指出虽然余额宝与天弘基金合作,但是本身并不具备销售基金的资格,这种做法虚化了相关的行政许可制度,涉嫌一定的行政违法性;此外,“余额宝”吸纳资金并不是用于生产经营,而是一种资本运作行为,增加了银行的融资成本,对金融秩序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17]]

但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考虑,该学者提出,在对“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加以监管时,应当区分对待,对将有利于金融改革的创新纳入行政监管,而严重触犯刑法并涉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追究刑事责任。

也有学者本着较为宽缓的态度认为,余额宝基本上并不存在民事、行政的违法问题。当刑法介入到“余额宝”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金融创新领域时,应当坚持二次违法原则,坚持公平原则、杜绝选择性执法,坚持鼓励金融创新等三大原则。[[18]]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运用“支付宝”等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实务界人士认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并不等同于金融机构,冒用他人平台账号窃取他自己的,不能以信用卡诈骗罪类比处理,应当定性为盗窃罪。[[19]]此外,冒用他人银行卡给自己支付宝账户充值的行为,以及盗用他人支付宝账户进行消费的行为,均应认定为盗窃罪而非诈骗罪。[[20]]

(四)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催生因素,有学者认为,监管的缺失直接催生了互联网犯罪的潜在需求;身份识别功能不到位是互联网犯罪的两个主要原因;当前的立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相关实体法律规定侧重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保护;二是量刑单一不利于根本上治理相关的犯罪行为;三是互联网金融的诈骗犯罪的刑法规制不周延。[[21]]

有观点认为,当前网络金融犯罪的相关立法存在的问题有:首先,相关实体法律规定不够完善,侧重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保护,而不是为了保护金融秩序和受害人;其次,相关诉讼方面的法律规定也不完善;最后政策性立法居于主导地位,相关细化规定也没有超出刑法规定的范围。[[22]]

也有学者对互联网金融和融资活动的现行政策提出批评,指出当前的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刑事政策既无法实现保护投资者的公共政策的目标,也不能够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预留空间,形成了目前对金融垄断的过度保护。[[23]]

也有人提出,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网络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不完善;网络金融的专业化监管模式尚未形成;网络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力度难以把握;国际间的跨境监管合作成为难题。因此,应当学习美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的相关经验,完善我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24]]

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监管手段在适用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时产生了阻碍:一方面,当前的“特证制”监管手段与互联网金融难以协调:其一,使互联网金融陷入非法的嫌疑;其二,使监管者陷入尴尬,既加大的工作量,也产生了“抓大放小”的问题,客观上默认了一些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信息披露这一“撒手锏”在互联网金融中难以适用:其一,成本问题;其二,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管活动的强度;其三,第三方平台的信用评级难以生存。[[25]]

(五)关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监管力度与制度设计

关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行政监管与刑法介入,以及相关的监管制度、监管力度应当如何设计,学者们众说纷纭,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有学者认为,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的规制应当保持限度,坚持刑事立法的限缩与司法的谨慎,废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限制非法经营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的适用,限制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对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应当谨慎,从集资的原因上与集资款的用途比例上综合进行判定。[[26]]在把握对P2P等网络融资平台刑法介入的力度时,应当坚持将“信息中介”作为犯罪圈的范围标准,另一方面,应当提升入罪门槛,对集资款的用途进行限定。[[27]]

在金融监管的刑法介入与行政规制力度方面,学者指出,应当将行政规制与刑法处罚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应有主次之别,反对刑法过度地介入金融领域。在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时,首先,应当建立互联网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其次,对资金流转的情况进行监管;最后,对经营机构的安保措施进行监管。[[28]]

对于金融犯罪的刑事救济,有学者从原则和具体措施方面分别提出了建议:一方面,要坚持二次违法原则、坚持公平原则,杜绝选择性打击,坚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要强化事前防范,完善法律预期,创新个性化的刑法救济措施以及执法方面的强化。[[29]]

实务界人士指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当以司法解释的规定作为标准,坚持分业监管,并提出,在对网络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认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官方的默许不可践踏法律的红线;其次,被动、放任消息也属于公开宣传;再次,特定的亲友和单位员工也可能构成间接公众;然后,互联网融资平台可能构成非法集资的共犯,最后,资金池模式的互联网融资平台可以认定为非法集资犯罪。[[30]]

对此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指出,分业监管的结构性错位当前互联网金融监管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这一问题因相关法律政策对跨行业经营的否定而得到强化。此外,互联网技术对传统金融产品的革新,引发了监督协调的诸多问题。对此,学者提出如下完善建议:首先,要严守监管底线,警惕影子银行;其次,要建立完善针对互联网融资活动的许可豁免和注册备案制度;再次,建立适应互联网金融特点的信息披露机制;最后,各监管部门之间应当加强协调,向集中监管的模式迈进。[[31]]

三、非法集资部分

虽然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成为金融检察领域的一个新兴热点,但是有关集资类犯罪的研究热度依然不减。2014年,针对集资类犯罪的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

(一)当前非法集资犯罪的形势与成因

有学者认为,当前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呈现出涉案金额趋大化、侵害对象多元化、作案手段多样化、蔓延趋势明显等特征;究其原因,在于当前的金融环境和货币政策导致银根紧缩,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之人们逐利心理的推动,导致非法集资犯罪日益严重。[[32]]

有观点对此表示赞同,指出每一次非法集资案件的爆发都伴随着宏观条款与银根紧缩的经济背景,高利贷畸高也是导致非法集资多发的原因之一,但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是长期以来奉行的金融压抑与高压垄断。[[33]]

实务界人士在对北京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犯罪的问题进行归纳时指出,北京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受案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趋势,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的成因:其一,在社会层面,民间存在大量闲散资金,民众理财意识逐渐觉醒,但是目前缺乏畅通、规范、健全的投资环境;其二,在制度层面,行政监管不严,刑罚制裁不严,犯罪成本低;其三,目前未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管体系,导致北京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增长。[[34]]

    (二)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立法考察

1、关于本罪的立法理念与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的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罪名体系不明,导致实践中标准不一;存在追随行政导向、表象化导向、结果导向等三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对本罪的法益进行析正厘清。传统上本罪将法益保护的重点理解为维护金融管理秩序,进而导致本罪成为金融机构的保护者;本罪保护的法益是金融交易秩序,而非金融管理秩序,实现由国家本体主义向市场本体主义的转变。[[35]]

还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在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上呈现出“重典治乱”,关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立法存在两方面的的缺陷:一方面,基础法律体系存在缺陷,在民事借贷与非法集资罪之间缺乏法律规制的合理梯度,造成“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另一方面,前置立法规范过于简单、笼统,多采概括式规定,与刑事规范失调,容易造成民间融资入罪边界模糊化。在刑事政策方面,倾斜保护导致了“二元信贷体制的偏科”,即正规的金融机构指向国有经济部门融资,而中小企业只能向民间借贷融资,导致了非法集资罪的罪名在实际上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专属罪名”。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36]]

有学者对上述观点表示支持,认为以金融秩序和金融机构为保护目标的传统价值理念,不仅没有保护好金融秩序反而造成了尴尬。压制带来了对金融秩序的更大的风险,使得民间融资与监管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牺牲了民间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37]]

2、罪名存废

由于集资类犯罪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因此,有学者主张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的废除。该学者认为,国家垄断金融的传统观念当前已经与时代和经济相脱节,应当废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取消本罪之后,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违法行为,应当以《商业银行法》加以行政处罚,对于民间融资,应当将其引入正规化发展的道路,对于以民间融资手段实施的诈骗行为,以集资诈骗、诈骗罪等罪名加以规制。[[38]]

对此,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非法集资行为合法化弊大于利,刑法仍有规制的必要。只不过,在介入时,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避免客观归罪;同时加强民法、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保护债权人利益;废除集资诈骗罪的死刑。[[39]]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40]]

(三)关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司法适用

1、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分

非法集资的与民间借贷的区分一直是实务中存在的难点。对此,有学者指出,区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关键,在于看是否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41]]对此,有观点补充道:非法集资行为有两大特征,其一,是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其二,是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42]]

也有学者提出了较为独特的思考角度,认为过去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往往从定罪的角度加以思考,通过限缩法规的适用来缩小罪名的适用;当前,应当考虑从定量的角度来对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加以区分,具体说来,包括犯罪数额、犯罪对象的数量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广度等方面思考。但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质上仍是行为犯。[[43]]

有观点指出,通过借款用途、借款对象、利率和能否及时归还资金等方面加以判断,对区分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意义并不大。应当以司法解释为基础,重点考虑四方面的判断标准:一是是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吸收资金;二是是否具有公开性;三是是否承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是否具有对象的不特定性。[[44]]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在处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法律关系时,应当牢牢把握这一基本立场,即刑法并非民间信贷的规范法,而仅仅是一种辅助性措施;在实务中应当注意刑法的适用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民间借贷与金融犯罪的界限,同时,对高利贷行为施加必要的限制。[[45]]

2、关于非法集资类犯罪认定问题的探讨

    有学者指出,当前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在实践中存在“社会公众”界限模糊;非法占有目的认定不清,死刑配置不平衡等问题。该学者主张从立法的角度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进行重构,严格限制“变相非法吸收”的范围,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扩大化,将其作为兜底条款,以此替代当前作为兜底罪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46]]

也有学者对非法集资类案件中“亲友”的标准提出了批评,指出现有的“亲友标准”不能准确的判断亲友吸存行为的法律性质,“亲友标准”与非法吸存行为之间的关联性不强,造成了非法吸存的对象特定与否的难题。非法吸存的标准应当提炼自经济生活,通过立法的补正,明确亲友的内涵与外延,强调借贷款必须是自有资金,限制、禁止亲友借贷后的转借行为,并将亲友间借贷行为的利诱因素考虑入内,从而更准确的认定非法吸存行为。[[47]]

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有学者指出,本罪可以由自然人和单位构成,金融机构也可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主体;[[48]]有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不是针对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是针对没有吸存资格的金融机构的。[[49]]

但是实务界认识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往往坚持以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准。有观点通过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解读指出,在处理非法集资案件中,行政认定并不是认定非法集资的必要程序;非法集资行为向社会宣传,应当把握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等条件,通过亲友间接向不特定人吸存,以及先招如本单位后吸收自己的,也成立非法集资;在一定情况下,集资中间人可以与集资人一起成立非法集资犯罪的共犯。[[50]]

四、金融诈骗犯罪部分

(一)新型的金融诈骗犯罪

随着经济发展和行业繁荣,金融领域的犯罪也呈现出活跃的趋势。实务中出现了通过推荐股票骗取会费、忽悠投资“玉佛”非法吸金、虚构借款用途骗购承兑汇票、连续出车诈骗保费等多种形式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紧跟金融热点花样翻新,呈现出案件类型多样、犯罪金额特别巨大、犯罪领域逐渐扩大、类型化特征明显以及发案时空大、周期长等特征。[[51]]

有学者对电信诈骗犯罪中存在的容易被利用的漏洞进行了梳理,认为漏洞来着两方面:一方面,常规的网络金融业务包括网上银行的动态密码与手机银行的独立密码等业务,均可能存在漏洞;另一方面,新兴网络金融层面,快捷支付与第三方支付账号也成为犯罪的“金手指”与赃款的“中转站”,成为网络金融犯罪的漏洞。[[52]]

此外,也有研究者对手机短信诈骗进行了专门研究,总结出通过手机短信诈骗的惯用手段包括:冒充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信用卡诈骗、捏造亲属或朋友发生事故进行诈骗、冒充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谎称中奖实施诈骗、谎称贩货实施诈骗、通过手机业务实施诈骗等。当前,手机诈骗存在管辖权归属存在争议,法律空白,电信、网络、金融监管部门疏于监管等问题需要解决。[[53]]

(二)关于贷款诈骗罪的相关研究

1、关于单位可否构成本罪的主体

有学者指出,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也不能在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并且骗取的贷款为单位所有的情况下,既不能对单位进行处罚,也不能对主管人员和主要负责人员进行处罚。但是,自然人为了违反犯罪而设立的单位,以及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的贷款诈骗犯罪仍然属于自然人犯罪,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此外,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实施贷款诈骗行为时,可以成立公贷款诈骗罪的共犯。[[54]]

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但认为按照合同诈骗罪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定罪处罚是存在问题的。这不仅使得对实践中没有签订合同的单位贷款诈骗行为无法处罚,还存在着量刑失衡的问题。此外,将单位贷款诈骗的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罪,无法体现我国对信贷关系的特殊保护,造成罪名和罪质不一。因此呼吁将单位犯罪纳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之中。[[55]]

2、关于小额贷款公司可否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对此,有学者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在性质上属于企业法人,并不属于金融机构。诈骗小额贷款公司行为,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只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56]]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小额贷款公司案件适用骗取贷款罪的判例。司法机关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在设立依据和许可程度,以及业务的管理方式上,均具有金融机构的性质;另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本质相同,应当受到刑法的同等保护,适用贷款诈骗罪的罪名加以保护。[[57]]

3、关于贷款诈骗罪与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法条关系

在论及金融诈骗犯罪与诈骗罪的关系时,学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既存在属于包容关系的法条竞合的情形,也存在属于想象竞合犯的情形。贷款诈骗罪与其他金融诈骗罪之间,属于想象竞合犯。[[58]]

其他学者则从信贷诈骗和普通诈骗罪之间关系的本质出发,从比较法的角度指出,我国的信贷欺诈立法从表面上看采用了与美国刑法类似的分立模式,单独规定了贷款诈骗罪,但实际上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入罪模式,实际上仍然偏重保护“财产所有权”。从法条关系上说,我国的信贷欺诈犯罪主要通过从诈骗罪区分出来的“特别法条”进行处理,在本质上深受通过将信贷欺诈犯罪纳入到诈骗罪中进行处理的日本刑法的影响。[[59]]

(三)关于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1、关于非法占有目的与金融诈骗罪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所有的金融诈骗罪属于直接目的犯。金融诈骗罪作为直接目的犯,不可能由间接故意构成,金融诈骗罪的间接故意肯定说混淆了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也混淆了不确定故意与间接故意的界限,没有正确确定犯罪故意的判断时点与判断标准。[[60]]

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不能否认间接故意可以成立金融诈骗罪的可能性。事实上,“非法占有”作为主观超过要素并非就必然排除选择结果的出现,比如,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骗取贷款挥霍,如果骗到手就去游玩,没骗到就算倒霉。这种心态既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存在放任的态度。[[61]]金融诈骗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

2、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

对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以推定的方法来克服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的困境,无疑是必要并且明智的选择。原因有二:一是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的超过要素较难证明;二是金融行为内涵的返还机制使得证明更加困难。在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推定时,应当把握三点:一是需要保障被告人对推定进行反驳的权利;二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推定的基础事实,明确其性质;三是进一步完善对基础事实单项的设计推定。[[62]]

关于如何进行推定,有观点认为,应当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同时以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原则进行判断。行为人由于自身的行为导致利用欺骗的方式取得的公私财物无法返还,即可认定为金融诈骗类犯罪。对于大多数无法清晰证明的金融诈骗的行为应当推定认为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自己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已经造成财物的权利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所有权的控制,应当属于金融诈骗犯罪的行列。[[63]]

有学者则对实践中存在的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当前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存在对法律推定理论的谬用、对构成要件的扩张与异化以及对“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违反等三方面的问题。为此,学者主张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避免客观归罪;同时,应当维护“责任主义原则,在行为人非法集资时,其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只是由于其他客观原因( 例如经营不善等原因) 造成行为人不能及时还本付息,应当按照普通的民事纠纷予以处理。[[64]]

还有学者采取了较为折中的观点,认为虽然在集资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存在诸多现实困境,部分基础事实缺乏客观性、确定性,造成了司法恣意;无论是“结果型”还是“行为型”的推定方式都存在逻辑矛盾,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司法推定的适用,采用主观归罪的认定方式。应当对司法解释的推定加以完善:首先,应当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其次,要采行“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最后,要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证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65]]

(四)信用卡诈骗类犯罪

1、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

关于信用卡诈骗类犯罪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实务中出现的新型案例展开。有学者对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加以梳理,指出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犯罪的形式主要有:伪造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他人信用卡、空白信用卡、伪造的空白信用卡与信用卡信息资料等。伪造信用卡犯罪的对象应当包含空白的信用卡;并认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中的“信用卡”仅包含真实有效的信用卡,而不包括伪造的信用卡、已经作废的信用卡,甚或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等。[[66]]

关于本罪的“信用卡”的范围,有学者指出,这里的“信用卡”并不是当然明确的概念。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刑法所规定的“信用卡”应当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银行卡”相近似,包括信贷记卡、准贷记卡与借记卡三类。[[67]]

对此,有学者呼吁,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认为刑法中的信用卡包括借记卡,但是信用卡和借记卡在申领和使用等方面完全不同,相应的管理秩序也应当有区别。从借记卡的管理和使用规范来看,将其归入“金融凭证”似乎更为准确。信用卡诈骗罪中的“信用卡”应当作狭义理解,不应当将借记卡包括在内。[[68]]

2、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

对于拾得信用卡和信用卡密码并使用的行为,有观点认为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69]]但是与此不同的观点则认为,应当以侵占罪或者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行为处理。[[70]]

对于“养卡”行为,即在信用卡持卡人透支信用额度后无力还款的情况下,由行为人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先代持卡人归还信用卡透支款项,恢复信用卡的透支额度,行为人再通过

自己的POS 机将代还款刷出,并由持卡人向行为人缴纳一定手续费的情况,有观点认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与信用卡套现是一种类型,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论处。[[71]]

此外,关于“伪卡盗刷”行为的定性,有观点提出,如果犯罪对象是借记卡的,应当成立金融凭证诈骗罪;而如果犯罪对象是信用卡的,则应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72]]

最后,实践中出现了盗窃U盾、通过网上银行将受害人账户中的钱款转账至自己账户的方式实施的犯罪行为。对此,有学者认为,U盾只是信用卡信息的载体,本身并不属于信用卡信息,通过转账的方式实施的信用卡转账,并没有侵犯金融管理秩序,仅仅侵害了受害人的财产,是典型的盗窃罪。[[73]]与此持相反看法的学者则认为,利用网上银行系统盗划他人信用卡资金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74]]

(五)金融票证诈骗与票据犯罪

1、关于使用作废失效的金融凭证诈骗应当如何定罪

关于使用金融票证诈骗犯罪中,被一些学者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使用作废失效的金融凭证诈骗应当如何定罪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使用作废失效的金融凭证诈骗以及冒用真实有效的金融凭证骗取财物均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75]]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指出如果行为人在作废的金融凭证上采用消除“作废”印签,改变日期等方法变造这些证券,然后加以使用,数额较大的,应当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如果没有变造行为,而是单纯使用作废的金融凭证诈骗,则不构成本罪。[[76]]

2、关于在真实的空白金融凭证上加盖真实印章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此,有观点认为即在真实的空白金融凭证上偷盖印鉴章(也是真实的) 属于“伪造”金融凭证,应当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论处。[[77]]

对此,有学者解释道,形式上真实、但内容虚假的金融凭证也系伪造的金融凭证。如非银行工作人员在空白的真实银行存单或存折上偷盖银行业务印章和金融机构经办人员印章并非法填写了内容的存单、存折,属伪造的金融凭证;这些金融凭证尽管形式要件完全真实,但系无制作权人非法制作的或有制作权人违反规定制作且内容是虚假的金融凭证,也属于广义上的“伪造”,即无形的伪造。[[78]]

3、关于票据诈骗罪的数额如何确定

有观点认为,对于票据诈骗罪来讲,我国刑法所要保护的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金融管理秩序。而在票据诈骗行为的误导下,被害人一旦基于错误认识从而向行为人支付财产,则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便受到了实际的破坏。因此,构成票据诈骗罪的数额标准应当以“被害人交付财物的数额”为准。[[79]]

对此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则指出,在票据诈骗犯罪中,通常情况下,行为人从行为对象处实际骗取的数额等于票面金额,因此,可以直接以票面金额作为认定犯罪的依据,但是当两者行为不一致时,就应当以司法解释的规定为准。因此,在犯罪既遂时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确定犯罪数额;在犯罪未遂时,应当以票面金额作为认定犯罪数额的依据。[[80]]

4、关于使用伪造的证券、票据抵押、质押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将伪造、变造的有价证券设定抵押和质押的行为,可否理解为“使用”,进而以有价证券诈骗罪论处的问题,学者持反对意见。行为人设立抵押、质押,只是骗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使其陷于错误并交付财物,行为没有侵犯国家对有价证券的正常管理制度。因此,此种行为不应当构成有价证券诈骗罪。[[81]]

对此,有学者补充道:在票据诈骗的场合,也只有将金融凭证进行交付、转让、兑现、抵债来实现凭证所记载的财产权利才会对银行金融结算活动造成侵害;质押、展示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等间接使用行为,并未使该伪造、变造的金融凭证进入金融流转程序,不可能侵害银行或银行类金融机构的结算活动,不能以票据诈骗罪论处。[[82]]

五、洗钱犯罪部分

2014年关于洗钱罪的研究主要按照如下脉络展开:关于当前洗钱犯罪的整体形势和新情况、新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和实务界人士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加以阐释;之后针对刑法和相关法律中有关洗钱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了探讨;最后,学者们就如何完善我国的反洗钱犯罪立法体系与执行机制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一)关于当前洗钱犯罪的形势

有学者总结出近年来我国洗钱行为呈现出如下的特点:(1)犯罪分子熟练使用银行卡和网上银行等现代金融业务;(2)利用现金洗钱是最常见的手段;(3)利用地下钱庄清洗黑钱;(4)家族亲属洗钱现象突出;(5)大量注册公司进行洗钱;(6)投资是黑钱的重要流向;(7)跨国洗钱犯罪出现新动向;(8)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意识越来越强。[[83]]

另一方面,有学者指出,当前,利用特定非金融机构洗钱的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我国反洗钱法对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主体范围、具体义务等规定并不明确,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至今基本空白,加之特定非金融机构的性质、经营活动范围与特点等与金融机构有所不同,极易被洗钱犯罪分子所利用,造成了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缺失。[[84]]

此外,随着近年来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不法公职人员为了掩饰上游经济犯罪敛取的非法所得,会通过各种方式在下游进行非法资产处置,其中,洗钱成为掩盖不法所得的主要手段。学者指出,非法资产处置中的奢侈性消费、以他人名义将不法所得存在银行、投资、行贿等资产转移方式都属于公职人员的洗钱行为。[[85]]

在实务层面,基层反洗钱监管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由于证监会和保监会尚未在地市以下地区设立派出机构,当地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无法建立,造成了基层洗钱监管对象信息获取难;其次,基层金融机构则逐渐演变成为单纯的业务终端,导致资料调取困难;再次,由于相关规定较为粗糙,反洗钱工作中身份识别责任追究也存在困难。最后,对于大额和可疑交易提取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困难。[[86]]

(二)关于洗钱犯罪立法的探讨

有学者对我国当前“三足鼎立”的洗钱犯罪立法模式提出了批评,指出我国刑法典第191条“洗钱罪”、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和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三个条款的规定,存在罪名逻辑关系的混乱、犯罪分类的混乱、刑量体系的混乱与部门法概念的混乱。究其原因,从立法技术方面考察,是因为以单行刑法新增罪名,形成洗钱与传统赃物罪并行的两大体系;在客体分类方面,存在对洗钱罪侵害法益的曲解;此外,学理研究的过程中,对洗钱罪的特征也存在认识错误。[[87]]

除此之外,有学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我国当前洗钱犯罪立法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除了对“多条文规定、多罪名规范”立法模式的批判之外,还指出了如下问题:其一,司法机关打击洗钱时“重上游犯罪、轻洗钱犯罪”,实践中对洗钱犯罪活动的查处仍然相对薄弱;其二,洗钱罪的规定主要是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实施的洗钱行为,尽管也规定了兜底条款,但对于实践中那些并非通过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洗钱行为如何追究,仍存在疑问;其三,相关国际公约将自洗钱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我国刑法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第四,资助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状规定的过于原则,司法解释虽然作出扩大解释,但是仍然牵强,需要通过立法程序予以明确。[[88]]

(三)关于完善我国反洗钱犯罪的建议

    结合我国当前洗钱犯罪的新形势,针对我国反洗钱立法体系和执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学者就未来如何推进反洗钱工作的完善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针对我国刑法中有关洗钱犯罪所采取的“三足鼎立”式的立法规定,有两种改进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提高刑法第312 条的法定刑,使之与现有洗钱罪法定刑相一致;暂时维持刑法第349 条独立成罪的现状,但需提高其法定刑;最后,将将刑法第191条(现有的洗钱罪)修改为故意不履行反洗钱义务罪。[[89]]

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需要整合洗钱犯罪立法资源,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将191条、第312条和第349条归入同一个条款,将312条规定为统一的洗钱罪,置于妨害司法罪中一章。[[90]]在此基础上,该学者呼吁当前还需要完善关于“资助恐怖活动罪”的相关规定,并在司法审判上认定“自洗钱”犯罪的独立性,将洗钱罪的主体理解为应当包括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在内。

针对我国目前对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缺失,学者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意见:其一,尽快制定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配套法律、法规,解决包括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主体范围,在反洗钱中应履行的具体义务以及不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法律责任在内的三个基本问题;其二,提高对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的重视程度;其三,建立、完善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组织机构与协调机制,加强行业主管部门、自律组织与国家反洗钱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和信息交流,形成反洗钱工作的监管合力。[[91]]关于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非金融机构的行业范围,学者认为,按照国际的标准,反洗钱监督应当涵盖律师业、会计师页、典当业、贵重金属行业等;此外还要研究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制度。[[92]]

此外,鉴于目前洗钱已成为公职人员非法资产处置的主要方式,有学者指出,当前刑法对“洗钱”的定义,已经不能准确表达出公职人员洗钱的特点。因此应当结合公职人员自身特点,将狭义的公职人员洗钱罪界定为“不法公职人员通过上游经济犯罪获得非法资产,掩饰、隐瞒其真实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看似合法化的过程”,通过完善法律规章制度,控制上游经济犯罪,遏制下游非法资产处置;同时,加强监管与舆论警示,重点打击资金外逃与转移,由此来遏制发生在公务犯罪领域的洗钱犯罪。[[93]]

 



[[1]]  参见毛玲玲:《金融领域刑事司法状况的实证考察与启示》,载《法学》2014年第2期。

[[2]]  参见林清红,李振林:《金融创新视野下金融刑法的规制路径抉择》,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  参见任燕珠:《两岸金融犯罪刑事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载《海峡法学》2014年第2期。

[[4]]  参见顾肖荣,王佩芬:《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建设若干问题思考——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

[[5]]  参见常峰:《刑法和资本关系的反思与调整——“中国资本刑法:定位与重构”研讨会观点述要》,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1期。

[[6]] 参见顾肖荣,王佩芬:《金融刑事法体系治理能力建设若干问题思考——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视角》,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期。

[[7]] 参见林清红,李振林:《金融创新视野下金融刑法的规制路径抉择》,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8]] 参见俞小海:《互联网金融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9]] 参见傅跃建,傅俊梅:《互联网金融犯罪及刑事救济路径》,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11期。

[[10]] 参见康文:《网络融资及其对现有法律制度的挑战》,载《甘肃金融》2014年第10期。

[[11]] 参见殷宪龙:《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认定研究》,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2期。

[[12]] 参见刘宪权,金华捷:《P2P网络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评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13]]  参见刘宪权:《论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载《法学家》2015年第5期。

[[14]]  参见姜涛:《互联网金融所涉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2014年第5期。

[[15]]  参见俞小海:《互联网金融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载《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6]] 参见李星延:《支付宝快捷支付与盗窃银行卡资金犯罪》,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7]] 参见万志尧:《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行政监管与刑法审视》,载《华东政法大学》2014年第5期。

[[18]] 参见熊理思:《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刑法介入需谨慎——以余额宝为例》,载《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19]] 参见王瑛:《第三方支付账户“失窃”之定性研究》,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1期。

[[20]] 参见项鸿鹏:《窃取、骗取他人信用卡信息充值支付宝消费如何定性》,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8期。

[[21]] 参见傅跃建,傅俊梅:《互联网金融犯罪及刑事救济路径》,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11期。

[[22]] 参见殷宪龙:《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认定研究》,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2期。

[[23]] 参见姜涛:《互联网金融所涉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4]] 参见王建文,奚方颖:《我国网络金融监管制度:现存问题、域外经验与完善方案》,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5]] 参见赵渊,罗培新:《论互联网金融监管》,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6]] 参见刘宪权:《论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载《法学家》2015年第5期。

[[27]] 参见刘宪权,金华捷:《P2P网络集资行为刑法规制评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8]] 参见刘宪权,金华捷:《论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与刑法规制》,载《法学》2014年第6期。

[[29]] 参见傅跃建,傅俊梅:《互联网金融犯罪及刑事救济路径》,载《法治研究》2014年第11期。

[[30]] 参见黄凯东,张建兵:《浅谈互联网金融理财的刑法规制》,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8期。

[[31]] 参见赵渊,罗培新:《论互联网金融监管》,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6期。

[[32]] 参见易秋莲:《浅析非法集资的法律规制》,载《公安研究》2014年第4期。

[[33]] 参见章惠萍:《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载《特区经济》2014年第7期。

[[34]] 参见叶萍,蒋家棣:《民间借贷犯罪化趋势的原因探析及对策建议》,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35]] 参见林越坚,黄通荣,李俊:《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与刑民处分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36]] 参见张东平:《民间融资罪刑边界的扩张与反思》,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7]] 参见龙敏,黄学昌:《民间借贷刑法规制价值理念的重构》,载《犯罪研究》2014年第3期。

[[38]] 参见赵星,张晓:《论废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5期。

[[39]] 参见章惠萍:《非法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载《特区经济》2014年第7期。

[[40]] 参见蔡道通:《死刑刑事政策视野下的集资诈骗罪死刑适用正当性质疑》,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4期。

[[41]] 参见姚万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探析》,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42]] 参见袁建伟,巴磊:《论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与司法适用》,载《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43]] 参见栗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要素初探——以罪名限缩适用为视角》,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4]] 参见陈伶俐,于同志,鲍艳著:《金融犯罪前沿问题审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67~70页。

[[45]] 参见张红:《民间借贷与金融犯罪的比较分析》,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2期。

[[46]] 参见范平华:《非法集资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载《山西省政法管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47]] 参见杨贵桥:《论“非法吸存”认定中的“亲友”标准》,载《上海金融》2014年第10期。

[[48]] 参见姚万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疑难问题探析》,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49]] 参见马灵燕:《浅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12期。

[[50]] 参见韩耀元,吴峤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解读》,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9期。

[[51]] 参见《金融犯罪“花招”多,法官提示堵漏洞》,载《经侦战报》2014年第7期。

[[52]] 参见陈鸿:《电信诈骗犯罪最易钻的漏洞》,载《人民公安》2014年第10期。

[[53]] 参见王冬:《手机短信诈骗及其防控措施》,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54]] 参见陈伶俐,于同志,鲍艳著:《金融犯罪前沿问题审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349~351页。

[[55]] 参见郑飞著:《金融诈骗犯罪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87~88页。

[[56]] 参见杨安,杨欣:《论诈骗小额贷款公司类犯罪的防范对策》,载《法制与经济》2014年第11期。

[[57]] 参见俞燕:《小额贷款公司案件适用骗取贷款罪的问题探析》,载《中国检察院》2014年第3期。

[[58]]  参见古加锦:《金融诈骗罪的罪数形态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2期。

[[59]]  参见乔远:《我国信贷欺诈犯罪的刑法规制、困境与出路——以中、日、美刑法比较为视角》,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60]] 参见古加锦:《金融诈骗的间接故意否定之我见》,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61]] 参见江奥立,张翠翠:《三论金融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62]] 参见陈雨禾:《金融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境的成因分析与推定的完善》,载《甘肃金融》2014年第2期。

[[63]] 参见吴正倩:《“非法占有目的”与金融诈骗犯罪》,载《法制博览》2014年第7期。

[[64]] 参见姚万勤:《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论回归——以吴英案为例的探讨》,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65]] 参见赵静:《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6]] 参见刘宪权:《涉信用卡犯罪对象的评析及认定》,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

[[67]] 参见胡启忠,石奎著:《修正金融刑法适用研究:立法·理论·实务》,法律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203~204页。

[[68]] 参见吴飞飞:《刑法中的“信用卡”不应包括借记卡》,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6期。

[[69]] 参见关云天,关博文:《信用卡诈骗犯罪研究》,载《北方经贸》2014年第4期。

[[70]] 参见陈智超:《信用卡诈骗犯罪浅析》,载《河北金融》2014年第3期。

[[71]] 参见宋盈:《信用卡“养卡”、“套现”行为的刑法定性分析》,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72]] 参见朱孜:《关于伪卡盗刷案件的形式责任解析》,载《中国信用卡》2014年第7期。

[[73]] 参见陈鹏飞:《盗窃他人信用卡U盾并转走卡内存款的行为定性》,载《中国检察官》2014年第4期。

[[74]] 参见陈伶俐,于同志,鲍艳著:《金融犯罪前沿问题审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299页。

[[75]] 参见吴仁碧:《金融凭证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3期。

[[76]] 参见郑飞著:《金融诈骗犯罪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143~144页。

[[77]] 参见怯帅卫:《金融凭证诈骗罪的侦防对策研究》,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78]] 参见吴仁碧:《金融凭证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3期。

[[79]] 参见刘剑军:《票据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界限解析》,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2期。

[[80]] 参见陈伶俐,于同志,鲍艳著:《金融犯罪前沿问题审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234~235页。

[[81]] 参见怯帅卫:《有价证券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82]] 参见吴仁碧:《金融凭证诈骗罪疑难问题探析》,载《北方法学》2014年第3期。

[[83]] 陈捷等著:《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洗钱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144~147页。

[[84]] 参见赵永林:《论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12期。

[[85]] 参见田婧、薛耀文:《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分析及其洗钱罪内涵探究》,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0期。

[[86]] 参见王新卫、陈敬和、冯国章:《反洗钱现场监管困难多》,载《中国金融》2014年第22期。

[[87]] 参见李云飞:《我国广义洗钱犯罪概念下的体系混乱及成因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

[[88]] 陈捷等著:《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洗钱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75~76页。

[[89]] 参见李云飞:《我国广义洗钱犯罪概念下的体系混乱及成因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8期。

[[90]] 陈捷等著:《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洗钱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79页。

[[91]] 参见赵永林:《论我国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载《河北法学》2014年第12期。

[[92]] 陈捷等著:《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洗钱犯罪对策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11月版,第105页。

[[93]] 参见田婧、薛耀文:《公职人员洗钱行为分析及其洗钱罪内涵探究》,载《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