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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检察基地“辱母杀人案”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表时间:2017-03-31 阅读次数:343次

                               王  祝

近日,由媒体首先报道并迅速引起网络发酵的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备受学者关注。2017年3月31日下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事法学科在张绍谦教授的指导下,也开办了专门针对此案的小型研讨会。与会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张绍谦教授、林喜芬教授、周铭川副教授以及该院刑事法学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

本案基本案情为:由于国家钢铁行业不景气,本案被告人于欢之母苏银霞所在的源大工贸公司陷入困境,苏银霞向赵荣荣借高利贷到期未还,赵荣荣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苏银霞偿还赵荣荣本金与36%的利息。而赵荣荣又请杜志浩等黑恶势力人员向其暴力讨债,杜志浩对苏银霞、于欢二人实施非法拘禁、人格侮辱。其间,源大工贸员工于秀荣报警,警察到现场后表明“要账可以,不能打人”,旋即离开被告人和被害人两方所处的接待室。而后,于欢持刀捅人,造成一死三伤,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研讨会上,与会者均表示,一审判决书中所言通过“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以及“被告人于欢和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犯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来否认辩护人提出的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这本身就是存在理论问题的。

而针对此案的定性问题,与会者的看法则不尽相同。有观点认为,本案性质属于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罪。正当防卫的成立要件中本身就不要求武器对等,而警察的出警行为虽然导致了被害人的侮辱行为的中断,却并没有中断非法拘禁以及殴打行为,因此应该将警察出警之前的非法拘禁及殴打行为与此后的非法拘禁及殴打行为视为整体连续的行为。被告人于欢针对该整体连续的行为进行防卫是合法正当的,而致使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的结果,属于防卫过当。但防卫过当本身并不是独立罪名,应依据其符合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确定罪名。防卫过当造成重伤、死亡结果,如果防卫人主观上出于故意,应分别成立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而本案中,于欢出于故意伤害的主观意图防卫过当,应当定性为防卫过当的故意伤害罪。

赞同上述观点的同学在分析邱兴隆教授和卢建平教授观点的基础上,认为 “于欢案”从定性上来说是伤害案件而不是杀人案件。一审法院仅以无过当防卫的标准去判断本案是否构成正当防卫的认定思路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杜某行为系对人格尊严的不法侵害,而不是对人身安全的紧迫危害。而于母人格尊严上受到的不法侵害只能构成一般防卫的前提,不构成无过当防卫的前提。因此于欢的伤人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无过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认定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的正当防卫,造成了一死三伤的后果。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单纯认定为正当防卫,被告人于欢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与会者们认定正当防卫的法理基础也各有区别。有与会者主张,从回应民愤与解释法理的层面,应当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无过当防卫的规定,将死者一方对被告人及其母实施的非法拘禁行为实质解释为“行凶”,从而,被告人针对这种“行凶”实施防卫反击,即使造成对方重伤或者死亡,仍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也有与会者主张,在尚无证据表明存在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行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情况下,适用该款无过当防卫的规定显然是不合适的。在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和防卫时间要件都满足的情况下,着重讨论本案中防卫的限度。判决书中认为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的说法,可能是错误地采取了一种形式性的武器对等原则。但正当防卫制度设立的本意就是防卫人没有义务对不法侵害进行容忍和退让。对“必要限度”的认定应该是一种最小必要性的实质性判断,而这种最小必要性本身具有模糊性,所以在无法决断是否超过这种最小必要性的情形下,通常认为行为本身是正当的。按照于欢行为当时的状况和行为人主观视角来看,持刀伤人是其唯一能摆脱不法侵害能够使用的有效而唯一的方式。对于这种“有效而唯一的方式”的看法,也有同学参考台湾地区关于正当防卫的利益救援理论和法权维护理论,对其加以赞同。

还有同学提出可以考虑类比家暴案件,适用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中的“自救理论”来解决本案防卫时间和利益衡平上的问题。但反对观点认为,自救理论本身作为法外阻却事由,适用条件极为严格,如果正当防卫理论都不能解决利益衡量问题,自救理论更难有适用空间。该学者进一步表示,对防卫的程度合适与否除了要考虑客观情形,还得考虑行为人自身当时能够认识到的程度,比如本案中警察是否真的要离开是不确定事实,警察如果离开被告人面临的暴力是否会升级以及危险是否解除都无法确定。另外,也可以考虑期待可能性在本案中能否适用以减轻行为人责任。

关于本案中警察执法的特殊问题,有与会者认为一审的错判应当被纠正,相关人员的渎职责任应该追究,但是整个地方治理情况失序的恶果不能仅仅由某几个警察、法官个人来承担。“于欢案”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立法问题,也不是一个司法认定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治理问题。失范的社会状况下,刑法治理应当对涉黑涉恶行为进行有限度、有选择地扩张。但持严谨态度的与会人员表示,警察 “要账可以,打人不行”的言语可能本身暗含着基层警察对该类案件的经验认知。至少,从现有的案件信息反映的情况来看,我们还不能明确警察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说出了那样一句话。一方面,我们会呼吁进一步增加警力或司法资源,对涉黑涉恶行为进行强力打击;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在当前社会情形下,增强警力或司法资源进行专项打击,可能恰恰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现状。二者之间可能本身就是悖论。

除却上述案件定性及警察执法问题,也有与会者从媒体与司法的互动视角出发,认为媒体与司法本身是可以良性互动的,但如果是恶性互动的话,媒体的报道及反响将会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阻碍法治发展。“于欢案”的诸多事实在媒体报道与司法判决中都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公众“一边倒”的舆论,有很多甚至脱离了事实本身。有同学建议,在一审判决书本身存在重大说理问题和媒体趋向性误导民众的双重考验下,接下来的审判如果从于欢本人入手,启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审理,带来的结果可能会相对有说服力一些,民众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的安抚。也有学者表示担忧,在以后的形势下,舆论对司法机关的压力可能会被利用,使得热点案件成为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策略或模式,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