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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和微评】张绍谦教授:案件判决者必须直面律师辩护
发表时间:2014-11-01 阅读次数:2342次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对于刑事法治来说尤其如此。刑事案件判决要实现公正,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就是案件判决者必须能够在认真了解案情的基础上,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控诉和辩护意见,并本着公正的原则,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从而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公、检、法三家一直沿习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司法传统,公安做饭、检察送饭、法院吃饭的一条龙服务观念根深蒂固影响着实际的刑事司法过程,因此,让办案法官听进去检察官指控意见远不是问题,特别是在涉及罪与非罪的问题上,三家配合一般都会相当默契,抓人即起诉,起诉即有罪,基本上成了当前的司法规律。然而,要让律师的辩护意见能够让法官充分听取并采纳,难度则要大得多,特别涉及有罪与无罪的辩护时,无罪辩护意见被判决采纳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可能性实在太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国公安、检察机关办案质量确实过关,几乎无错吗?要真这么说,估计连这些司法机关自己都不会相信,否则也就不会出现这些年不绝耳闻的冤假错案了,也就不会每年有那么多申诉、上访人数,国家目前当然也就不会在这么重视法治建设,这么急切进行司法改革了,习总也就不会反复强调法律公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眼下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实际运作作机制决定了,律师的辩护意见是不可能引起刑事真正判决者注意的,更谈不上被重视了。因为律师甚至就没有和这些判决者有直面相对的机会,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直接说服了。

首先,在法院内部,刑事案件的审理名义上是由庭审法官进行,律师直接面对的也是庭审法官。虽然律师也都会提供书面辩护词,但只有庭审法官,才能够结合庭审的证据材料和当事各方的直面陈述,综合形成自己内心确信,以决定哪些意见应该取舍。不参加当庭审理的人,即使看到书面辩护意见,也不能完全真正理解其应有含义,这是由法庭审理的亲历性所决定的。然而在我国,由于采取的是法院审判,而不是法官审判,案件的判决结论通常并不由庭审法官作出,充其量是由他们先拿出初步意见,然后经由庭长上报主管副院长或者院长、直至审判委员会,由位高权大最后作裁决。其结果是,律师辩护所直接面对的庭审法官,其实只是一个无权判决的审理者,而真正有权判决的,却是藏在法庭后面那些“长”或“委员”们。这些人在下判时,既没有亲历庭审,更听不到律师当庭辩护声音,甚至直到判决生效,他们根本就见不着律师的面,律师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对他们进行说服,法庭辩护可有可无,沦为纯粹的表演。如果适逢旁听席无人,律师连这种表演机会也没有了。如果律师要真想让自己的辩护影响判决,必须想法私下寻找、接触有权下判者。在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判审分离的判决机制下,审理法官的裁判权事实上给上级领导剥夺和取代了,无论审判法官判决意见是否正确,只要上级领导不同意,就不能真正成为判决结果。

其次,与此完全不同的是,作为公诉方的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中,既是一方诉讼参与人,又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使公诉机关面对法院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他们不但在法庭上,而且在法庭之外,还有多种合法或者虽不合法,但事实上允许的渠道,持续不断地向法院真正有判决权的人传递公诉意见,对判决施加影响。例如政法委召开的三长协调会议,公、检双方领导的直接接触,检察长直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等等。何况,检察机关手握的反贪大棒,随时都对法院法官产生着心理威慑。因此,如果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具有坚定的态度,那么无论法院的哪个法官,甚至是领导,都不会轻易去得罪,免得引火烧身。在得罪被告人、辩护律师和得罪公诉方两者之间,法院会先哪个?不言自明。何况公、检、法三家其实是一家,同根同族,大家理应相互关照,和谐相处,何必同根相煎?面对如此强势的公诉方,势单力薄的律师的辩护意见怎么可能对法院判决产生影响?

第三,上下级法院名为各自独立,实为上下领导。在法院体系内部,如果一审法院审判具体案件遇到问题,为了避免二审被改判,往往会通过内部请示程序向上级法院汇报,由上级法院拿出判决意见,再由一审法院判决。而二审在提出判决意见时,也是不参加庭审,当然也就听不到律师当庭辩护。这样一来,不但仍然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而且将一、二审程序事实上合一,一审变成了二审,即使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上诉也不会起作用,律师的二审辩护也自然成了摆设。其结果是既事实上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也剥夺了他的上诉权,

第四,法院财权、人事权受制约严重,难以独立依法裁决。虽然宪法明确规定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然而,宪法并没有给这种“独立”审判提供制度性保障。审判员、法院领导依法由各级人大任免,人大在法律上掌握着法官的职业命运。人大有权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但法律并没有规定这种权力应如何行使,因而导致任何一个人大领导,甚至一个人大代表,都可随时以监督为名,对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指手划脚。一些身兼人大代表的律师,竟然也会利用这一身份,以监督为名,来为自己代理的案件向法院施加压力。法院的财政更由同级政府拔款而得,政府攥着法院的钱袋子。常言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权被他人控制,脑袋还能自由吗?法院院长哪敢不听政府首长的话。党对法院实行领导于宪有据,但也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领导机制,实践中党的领导往往演变成了党委中某些个人的领导,演变成了党委某些个人对具体案件的直接干预和指挥。如果法院领导敢于不听党委主要领导的招呼,就可能立马要丢官走人。只要得到党委主要领导欣赏,任何一个行业的党政人员,无论是否懂法,都有可能被硬拉到法院院长的位置上。这种司法环境下,法院对案件的判决,有时就变成了通过法院之口而说出的背后某个党政领导、某个人大领导、甚至某个人大代表个人想要说的话,律师根本就不知道背后这个掌握公民生杀大权的人到底是谁,当然也没有机会向他们表达辩护理由。

第五,由强大的宣传媒体所操控的社会舆论,也给法院审判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目前网络“水军”泛滥,一些职业刀笔手专营替某方当事人制造有利社会舆论之事,无视客观事实,不解法律真义,捕风捉影,凭空编造,随意解释,无限上纲,或煽风点火,误导公众,或火上添油,推波助澜,目的只有一个,先借舆论导向形成所谓强大的“民意”或者“民愤”,然后再借以向法院施加压力,进而影响判决。在维稳压倒一切这一政治目标面前,审判者当然也就很难再听到律师的辩护声音,这种不同声音很容易被强大的社会舆论所淹没。其结果是案件判决不由法院依法决定,而是由舆论进行操控,真正的判决者不是法官,形式上是社会公众,实质上则是媒体、记者和网络水军。

由此可知,在目前这种在法院内部审、判权分离;在法院外部,上下不独立、左右受控制,法院根本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情况下,一个案子的最终判决者到底是谁,恐怕任何人事先都无法预料,可能是某个庭长,院长、审委会委员;也可能是某个书记、市长、县长、检察长,人大主任或人大代表,甚至是某个其他关键部门的主管领导,例如财政局长、组织部长,等等。总之,无论是谁,反正很少会是律师法庭上所直接面对的那个审理法官。律师的辩护影响不了法庭幕后的判决者,当然也就影响不了判决结果。即使最终的判决结果与律师的辩护相一致,甚至辩护理由也被判决明确采纳,也无非只能说明律师的观点正好与法庭背后的那个判决者的意见相同,因而被用来作为论证根据而已。如果背后换了另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来裁决,可能完全是另一种结果,无论你辩护理由是如何的正确与充分。

面对这样的审判机制,律师辩护职能难以真正发挥就成为必然之结局。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就必须改变目前这样的格局,必须通过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司法权力运作机制的调整与重置,把案件真正的判决者拉进法庭现场,让其直面辩护律师。在法院之外,必须切断各种权力操控法院审判的渠道,营造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的司法环境,任何机构、个人都不能对具体案件的审判指手划脚;在法院内部,切断庭外权力干预法庭审理的渠道,真正实现审、判合一,审判者权、责一致,不参与法庭审理者,就不应有权作出判决;谁作出案件判决,谁就要对判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就可以让律师辩护直接面对判决者,有充分的机会来表达、阐明辩护意见,回答审判者的质疑。同时,判决者为了因判决错误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严重法律责任,也不得不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让判决者能够听到,必须认真对待律师的辩护意见,这是刑事司法改革必须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四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许多司法改革措施已经体现了这一目标的要求,但愿能够真正尽快落到实处。